这回点名评论了

方叶的文章终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时间来到二月初，原本早就应该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关于胡峰的大批判没有再出现,代替的是警惕文化战线上可能存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和学术研究之类的文章。

就方叶本人而言，他原本并没有想过能改变些什么,毕竟任何事情的发生，其本后都有着其深刻的动机和原因，比如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政治的学术批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术界的一次‘集体改造’，而胡风案不过引起的又一堆火罢了。

如今的文化界其实分成两拔，一类是喝过延河的水，见识和经历过宏大伟业的‘延河派’，另一类则是来自于国统区’;而国统区之中又分为从事解放工作的知识分子和‘被解放’的知识分子。

郭末若、周扬、丁铃这些人很显然是喝过延河水的革命者，而巴金、胡风这些人则带有‘被解放者’的色彩，哪怕他们一直在从事左翼文化阵营的工作，也改变不了这一切，而那些真正的被解放者，则基本没有多少话语权。

胡峰在其中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虽然在早年加入了共青团，但又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远走日本，在东京加入了日共,回国之后便一直在国统区从事左翼文宣工作，不过他的一些观点从早年间开始就受到了批评。

四十年代时，胡在其现实主义观点中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的表述，但很快就受到了何其芳的批评，主观本身存在唯心论，这与马列强调的唯物论不符，何其芳认为‘艺术应当与人民结合’，当时批评胡的人并不少，不过他并没有进行改正，而是一直保持着这种观点。

1942年，主席发表《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的党的文艺路线，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且还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文艺路线进行了总结等等。

当时胡峰的观点就与延河派相抵触，他认为将人的日常生活与工农兵的生活区分开，是对生活的肢解;反对作家成为‘留声机’;他还反对简单的将经济形态与诗人作品进行类比，认为给诗人随意贴阶级标签，是对诗人心灵世界的简单化处理，对诗人造成了伤害。

1948年乔冠华、胡绳、林墨涵等都展开了对他的批评，然而他在受到批评以后，不仅没有认真的思考，反而坚定自己的观点，当时的他在国统区工作，又值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这些由思想反映出来的学术矛盾，都是次要矛盾，大家对他批评一下也便算了，并没有进行批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他，并没有深刻的理会到‘艺术服从于政治’、‘革命作家根本问题是立场问题’这一点，他确实有着在‘学术自由’这一观点的浸染下，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究竟是以什么立场为核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1952、53年的人民日报对其的批判，他的这种思想还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深了，1954年他直接向主席上了一封‘三十万言书’，这本书中，他一边认为自1949年以后的文艺工作没有建立在主席和党的原则基础上，一边说主席和党的观点被曲解了。

他批评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学习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能写‘光明面’，忽略落后和阴暗面，他还认为这种作品是不真实的，还建议作家应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官员的需要。

这妥妥的就是被自由主义思想给洗脑洗傻了，完全没有认识到革命是需要讲立场的，而革命的文化知识分子，更应该保持自己的立场，而不是所谓的偏片的‘学术自由’。

时间缓缓流淌,二月中旬的方叶，刚刚忙完旗下公司的巡视，回到同安县，但他拿起报纸之时，就看到了那本应该在一月份就该出现的对胡峰的批判。

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拐点,原本在一月十八日，中央开完了文艺座谈会后，对俞伯平和胡适资产阶级批判的风声已经降了下去，而对胡峰的批判，也改成了批评，然而让方叶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胡先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直接撰文上书借‘学术自由’为名展开了自我辨驳。

原本看完三十言书的主席就已经很生气了，但考虑到这次批判确实有过火的形势，因此借着方叶的‘上书’提醒，便决定减少政治引导，但万万没想到这位头铁先生也再次上书，看到文章之后的主席，席一时间愤怒异常，他亲自提笔给其作下了‘判决’。

【伟大领袖指示:胡峰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一思想斗争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胡峰的文章谬论观点摘要与领袖的指示，同时出现在了人民日报上，坐在办公室里的方叶看完内容之后，不由得张了张嘴，自言自语道:“这位胡先生他马不是个神经病吧，丧失革命文学的立场